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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65节(1 / 1)

“朕打算沿着长城外侧,去察哈尔一趟,和那些个漠中蒙古诸部会一会,侯服可愿为朕扈从?”

“臣万死不辞!”

张名振只觉得心中激荡万分,顿生豪气干云,便是此刻赴汤蹈火,也是值了。

“那朕这七尺之躯,可就全权寄托于侯服了。”

朱由榔笑着让张名振重新入座,而后转头对下方还战战兢兢跪着的一众蒙古头领们道

“诸位头领,可愿与朕同往啊?”

“此乃微臣等大幸,岂敢不从!”

一众人自然是再无言语

得到自己预想的结果之后,朱由榔倒也不再为难人家五十多岁的老同志了,重新挥手让所有人入席,酒宴继续进行。

席中,还颇为亲厚的询问了昆克勿和几位其他头领的子嗣状况,听闻昆克勿儿子已经三十几了,不大可能再入学读书,朱由榔也不为难,而是大手一挥,让对方入御前司,培训后以军官在御前供职,并亲自赐了个汉名唤作“梁忠兴”(喀喇沁本姓乌梁海氏),效昔日汉唐旧例。

其他部落,如果嫡嗣过了入学年纪的,也效此例。

当然,在敲打的同时,朱由榔倒也不算亏待这些人,不仅承认了喀喇沁等部吞并了科尔沁左翼的事实,而且还给了昆克勿一个“安北都督府右路招讨使”的从三品职衔,不算亏待了。

一番推杯换盏,宾主尽欢,当然,至少朱由榔这个主是欢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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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的方略定下来,但具体事务还需要规划。

关于安北都督府的设置,事前朱由榔已经和诸位宰辅通过气,也书信询问过枢密使李过,以及李定国的意见。

大家都是赞同的,毕竟草原问题,向来是中原王朝一块最大的心病。

能设置一个专门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的军事外交机构,是必要的。

在过去,洪武、永乐,大明兴盛之时,也多有过类似的尝试,当年遗留的奴儿干都司就是个例子。

李过甚至还认为,安北都督府的级别不够高,毕竟虽然现在连漠南都不能完全辐射,只能管得了十几个表明态度的部落而已,且人心各异,但随着时间发展,以后其所辖范围肯定越来越大,说不得还要包括漠北乃至于更北的北海“贝加尔湖”等地。

如此大的职辖范围,只以和各路野战军以及各省都司相等的都督一级,未免不够看,他建议可以直接恢复唐时大都护府旧制,设置一个高于都督,仅在枢密使、大都督同知之下,与大都督府佥事相等的大都护来统辖。

这样一来,不仅位当其权,而且也能健全明军的将帅晋升机制。

李过的考虑非常深远,随着北伐结束,朝廷整顿各地防务,很快,过去屈指可数的都督,会迅速扩编,各个要害边防省份,都会有都督一级坐镇都司。

那么军中指挥体系,从都督到最高的枢密使-大都督府同知-兵部尚书三元最高品阶之间,缺少一个资历品阶,作为转圜。

比如有了大都护这一职务后,天子就可以定期将朝中的枢密使、大都督同知与外面督军的大都护轮换,从而避免朝中主帅久不统兵,或是外部边帅久不入朝的尴尬。

毫无疑问,这才是老成谋国之思,朱由榔也深以为然。

国家的统治模式不应当是完全一致的,而是得因地制宜。

对于那种距离中枢过于遥远,必须要放权,但又有所顾虑的方面之任,多一些制度上的考量,是完全正确的。

事实上,当年唐时大都护地位极高,仅次于三公,与作为宰执的尚书仆射同阶,也有类似考虑。

而事实证明,这些距离大唐核心万里之遥的边帅、边军,居然比帝国内部的军事力量,更为可靠和忠诚。

而且虽然李过没说,但朱由榔已经能想到,这一模式,日后也可以在未来大明可能拓展的外围疆域以及势力范围,比如西域、东南亚等地设置推广。

不过饭还是要一口一口的吃,眼下明军还不他可能在北面投入太多力量,朱由榔让张名振留在北面,更多的是利用明军得胜席卷而来的威压之态,先暂时镇住这些蠢蠢欲动的蒙古诸部。

等未来养精蓄锐,腾出手来,自有其他计较。

此时贸然设立一个安北大都护,首先是张名振本人威望不足,骤然升到如此高位,容易引起军中非议。而不用张名振,便也只能以李定国、李过二人而已。

但朱由榔暂时还有不少任务要交给这二位,完成战后必要的防务改革,而且突然调走其中一人,也意味着要空出来一个关键位置,同样不合适。

且也容易打草惊蛇,让漠北诸部有所惊惧防备。

还不如先把“大都护”这个胡萝卜高高悬起,让那些个刚刚志得意满的都督们,有点理想追求。

等日后北面草原大局用兵之时,再行考量不迟。
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事后,朱由榔又在沈阳待了几天后,再由张名振领军开路,数万人浩浩荡荡,沿着长城外侧,往西面而去,却并非准备入关回北京,而是一路朝着察哈尔腹地。

后军五个师,近六万骁勇,加上后军、左军全部骑兵,两万余骑,旌旗昭昭,一望无际。

等大军行到宣府、大同,还有文安之那边的光复骑军精锐过来扈从,令漠南诸部蒙古,惊怖敬畏莫名。

这一路上,朱由榔倒也不急,也不让下面急行军,而是慢悠悠的沿着长城外围边塞,走走停停,不时还接见一下军中将校,和沿途蒙古部落头领。

同时,关于这些日子,军中诸多将帅,都紧张兴奋之余,翘首以盼的防务整顿方略,也逐渐从行在传出,而后经由北京的中枢转为正式旨意后,下达出去。

诸地都司,以陕西、山西、北直、辽宁、云南这五个地方最为紧要,诸多军中将帅,亦是纷纷自荐,奏章都快堆满朱由榔的书案了。

朝中也私下将陕、晋、冀、辽这四地北面的要害位置职位,称为“四镇”。

当然,最要害,也最容易建功立业的,还是得算张名振的安北都督府,但那不是已经被陛下定了嘛。

原因很简单,因为明眼人都知道,这五个地方,以后肯定有仗大,而且是大仗。

作为军人,还有什么是比战场之上建功立业更吸引人的?

而中枢传出来的旨意,也还算兼顾军中各个派系

陕西都督艾能奇,北直都督冯双礼,都还在大家的意料之内,这二位,都是左军一系中,仅次于老大李定国,和都督刘文秀的存在,干了快八年总兵的白文选,也终于升到了辽宁经略副使位置上,虽然还是比都督低一级,但经略使王夫之是个文官,具体领兵军事的事情,事实上是由白文选负责的。

而颇为关键的山西都督,则是由前军的资历老将郝摇旗担任。

至于原本颇受众人期待,作为当年天子的元从老将,认为会出任四镇之一的胡一青,居然意外被安置在云南都督的位置上,算是出乎意料了。

不过,虽然大体的人事安排已经有了着落,但具体编制上,还都是个空架子,各地都督府所辖多少人手、编制,有多少财政预算,都还需要枢密院和宰辅一起慢慢交代核算。

不过这次扈从朱由榔的安北军,算是最早敲定编制的。

张名振麾下,先是有三个骑师、三个步师的直辖编制,另外还能领东、西、南、北四路招讨使,这些招讨使主要是用来招抚和辖制蒙古番兵,作为“仆从军”,类似于昔日东汉的“护匈奴中郎将”、“护乌桓中郎将”。

既可以由汉官担任,也能用归化较为忠诚的蒙古部落头领担任。

当然,此时还没有具体分割,故而张名振还是领着光复后军编制来扈从朱由榔出巡,待事了之后,会有具体分别。

至于余下的光复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五路野战军,则是作为朝廷直属机动力量保留下来。

只是战事结束后,不可能继续保持五十多万人的编制,缩编精简,将多余人手分配给各地都督府,却是可以预见的事情了。

千秋之计

在这一众基本敲定的决策当中,明军未来的制度架构被基本敲定下来。

整个决策过程称不上朱由榔一个人独断专行,但在征询意见的过程中,都只是直接写信向北京的宰辅以及军中将帅,单独问对。

按照朱由榔在肇庆时期就建立起的某种“潜规则”,军中那二三十个主要将领,和朝中尚书以上的部门领导们,和朱由榔本人之间,都是有着在朝廷旨意文书之外,只由中书科接手的私人信函。

这就是所谓“威望”带来的特殊权利了。

有句话说得好,“明君是革命的最大障碍”。

这些私人信函看似不具有任何政治效益,但对于一个君主制国家,君主又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,取得了超然的权威,那么他说的每一句话,哪怕没有什么宰辅签章,哪怕没有盖上国玺,哪怕只是几张草纸上的只言片语,本身都能拥有至高无上的驱动力。

这也正如南京城那些在理学体系开始逐渐解体后,新兴的各流派学社中,所公认的那样。

黄宗羲就极为一针见血的指出

当今天子所作所为,不是在限制自己的权力,而是在限制后人的权力,不是在为现在做准备,而是在为身后事做准备。

事实上,朱由榔本人,通过这种取巧的方式,直接绕过与宰辅的讨论,来敲定防务改革事宜,倒不是说他害怕朝中大臣给自己出难题,或是认为对方会阻碍自己。

而是在逃避一些更为本质的冲突,以及延缓某些正在暗流涌动的政潮发生,算是在转移注意力了。

朱由榔这人没啥太大本事,但唯一值得庆幸的,是接受了十几年的教科书体系粗糙灌输的政治教育。

用他所了解的话来说,那便是,在北伐完成之前,对于自己麾下的整个政权而言,乃是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,所以顺军、西军,江南士绅,郑氏海寇,两广官吏,等等八竿子打不着的利益集团,才能有限的结合在一起。

而现在外部战争的结束,并不能完全磨平内部的沟壑,许许多多曾经掩盖在民族矛盾之下的利益冲突,正在集中涌现。

关于如何应对和处理这些事情,他自己也没有太大头绪。

比如,首都问题。

看似只是关于南京、北京之争,其实背后远不止如此。

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便是,南京或者说应天府本地士民,大都倾向于定都南京,但其他江南地区的士绅,却又反而倾向于还都北京。

因为定都北京还是南京,根本不是问题的本质,问题的关键在于,是“还都”,还是“定都”。

再深入的说,过去,为了抗清,为了挽救危局,天子和当局所作的绝大部分决策,大家还是能报以某种容忍的。

但之后呢?过去那些“卧薪尝胆”还作数吗?

比如,士绅一体纳粮,过去可以说是为了筹措军饷,为了推动北伐,那现在又该如何?

政治上的问题,不是不同意就作数的,就算朱由榔再强硬,难道就能制止许多事情了吗?收税要派出官吏,而这个时代,绝大多数官吏,又是什么出身呢?当然,大可以用高压政治,用铁腕去镇压,但你又让谁去做这些事情?不可能以后不收税了吧?

哪怕是最忠诚的军队,自己同样也有利益考量,这些军中将帅,真如李定国那种有些“武穆遗风”的,又有几人,对于更多的“北伐功臣”、“中兴功臣”而言,他们出生入死,难道不就是理所应当要获取政治特权,就应当高人一等吗。

中书科之前就有所统计,早在东征胜利以后,中军都督赵印选,先后在南直、广东,购地过万亩。

且不言钱是哪来的,军中一些陋习,朱由榔也有耳闻,但这些事情,难道就只有赵印选一人吗?这些,于北伐当中,完成了阶级跃迁的功臣们,又心甘情愿纳税贡赋了?

当年朱元璋清肃官员,自然有极大的政治考量,但那些个淮西功臣们又哪里是冰清玉洁?

早在东征结束后,朱由榔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

自己麾下这个看似无比忠诚的班子,事实上在迅速和既得利益集团媾和,迅速完成自身的“蜕化”。

可自己又能如何呢?怪他们做得不对?几千年来,历朝历代难道不都是如此吗!

都说汉光武如何如何中兴,可谁又知道,光武帝临死之时,却只能叹息“朕无益百姓”。

自己能说什么,告诉他们,这样是不对的,否则早晚有一天,还会被另一个李自成、张献忠推翻?

从光烈七年秋,到光烈八年春,一直到留在北方,朱由榔看了许多,也想了许多。

只觉得,自己眼前,明明是大好局势,再也没有什么危在旦夕的生死胁迫,却反而步步维艰……

仿佛一个杂技演员般,手持平衡木,走在细细的钢丝绳上

他可以选择看不见,选择“什么都不知道”,假装忘记那滚滚而来的历史潮流,忘记自己曾经所接受的教育、价值观,忘记为了让自己能够活着站在这里,尧山、军山湖那些血流成河的牺牲。
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做一个真正的“光武帝”,做一个“时代局限性”下的封建皇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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