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以，工人的薪资待遇普遍要比自耕农高，才能留得住劳动力
这让朱由榔松了一口气，但也不禁大为疑虑
既然如此，那么松江府的织工暴动，又是从何而来呢？
莫非松江府衙收了范氏的贿赂，有意封锁松江府的劳动力市场，不让当地流民应募屯垦？
可从廉政署和中书署一明一暗两方面调查的结果来看，也并非如此
松江知府的确是收了一些贿赂，但主要是范氏怕他多管闲事，让其把那两个告官的织工送回范氏。
这一困惑，直到廉政署的初步调查报告提交到内阁，并引发阁臣们争论后，朱由榔才明白过来。
原因很简单
这件事情，看似是少见的织工暴动，但事实上，其实是一次“奴变”
根据调查，当时参与暴动的三四百名织工，均无户籍身份，而是挂靠在范氏名下的奴仆。
这也是当时松江知府选择把那两名告官的织工送回的原因
人家并没有违法
按照大明律，朝廷是承认，乃至于保护奴仆制度的
在大明，奴籍是贱籍的一种，在人身自由上，几乎等同于主家的私人财产
《大明律》中《户律》规定，良贱不得通婚，也就是说，奴仆的子女，也是奴仆，一般被称为家生子。
虽然《大明律》里也有规定，如果主家在未告知官府的情况下，殴杀奴婢，杖一百。
但从侧面也能反应，这些奴仆在人权上，和主家根本就是不对等的
只要主家不恶意残杀，平时任意打骂，几乎没有法律风险
事实上，即使是恶意殴杀，官府大多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
谁脑袋瓦特了，为了一个贱籍奴隶的死活，得罪当地大户？
明朝中后期以后，江南地区，大量破产的农户、军户和手工业者，为求活路，只能卖身为奴，从此世代无法翻身。
有些人家，动辄养奴数千
这不仅是对被奴役的贫苦贱籍百姓的惨重压迫，也因此隐匿人口，偷税逃税，因为奴仆的户籍是挂在主家名下的，确切的说，他们没有户籍，只有身契。
由于能够合法的限制奴仆的人身自由，并且不用在乎待遇问题
许多江南地区的就把奴仆作为自己产业的劳动力来源，这样一来，即使任意苛待，也不会有法律风险，更不用担心对方跑路和反抗。
《刑律》规定，奴隶若殴打良人，比普通人罪加一等，如果导致被打者重伤、重病不治，则将奴隶绞死。奴隶若是殴打自己的主人，那就要杀头，辱骂主人者绞死。
在种种歧视法律下，奴籍百姓生死操于他人之手，一辈子的希望，完全寄托于主家的个人品行，遇到宽大点的主家还好，若是刻薄的，简直生不如死。
以至于明代江南地区，常有奴仆杀死主家后，主动向官府自首的。
就是因为不堪压迫，同归于尽
当然，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
这样沉重的压迫下，明中期以后，江南地区的奴变层出不穷
崇祯年间，伴随着北方农民起义，南方的奴仆们不甘压迫，他们群情激奋，呼啸聚集，杀死主家，焚烧身契，攻击和地主老财们沆瀣一气的地方官府。
在江西永新等地，奴仆们捆绑主人“操戈索契”，发出“奈何以奴呼我？”的质问，喊着“铲主仆、贵贱、贫富而平之！”的口号，占据田产，散发粮食。“踞坐索身契者数万余人”，声势浩大，影响深远。
弘光元年，中元节，江阴城内奴仆暴动，斗争波及乡下，许多富户的房屋被烧毁，田契被撕毁，地主被杀死。
小主，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，后面更精彩！着名的地理学家，徐霞客家中，就在这次动乱中，损失惨重，长子陨难。
江南地区的奴隶反抗斗争，在历史上，一直持续到清初
直到雍正废除乐户、奴籍制度，才算告一段落。
当朱由榔了解完具体情况，和由来后，很快又冷静下来
事情没有他想象中那么糟糕，至少自己想象中那种被蒙蔽的情况，并未发生。
当然，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
很难想象，天子脚下，京畿之地，居然还保留着如此令人发指的事情。
无论如何，那些暴动的织工，是被逼反的，而既然能被逼反，那就是大明上层建筑的问题。
这也是之前，在内阁引发争论的事情。
争论的要点主要在两个
其一，是对这件事情的处置上
从情感上，毫无疑问，松江府衙的漠视以及范氏自身的问题，是导致事件恶化的主要原因。
可从法律上来说，松江府衙也好，范氏也好，都没有违反《大明律》，甚至都没有违反普遍的社会道德伦理。
反而是织工们暴动作乱，杀死了范氏一门以及并波及众多地主
从律法上而言，以奴犯主，还如此恶劣，凌迟都够了。
可好在，现在朱由榔手下的执政团队，并不是什么迂腐的文人士大夫，而是一帮经历过战争考验的政治骨干。
他们还不至于看不明白，《大明律》所保护的奴籍制度下，地主士绅们借此逃避税赋，降低生产成本，以及这种畸形制度所导致的，可能的隐患。
可律法就是律法，如果朝廷自己都不承认，又如何以此约束臣民？
所以，以陈子壮、姜曰广为代表的一方，认为应该坚持按照律法，裁决作乱织工。
而张同敞和李过则表示反对
李过本就是穷苦出身，对于这种“逼上梁山”的事情，是有切肤之痛的，而张同敞作为改革派先锋，一向主张废除户籍制度。
面对两方面的意见，已经进入“半退休”状态的瞿式耜，选择中和处理
以他对朱由榔的了解，天子肯定是不愿意严惩的
这可是两千多条人命，那不是什么敌寇仇雠，而是他朱由榔治下的百姓，活不下去的百姓。
但律法秩序维护也是应当，所以，他建议，可以先让刑部定罪，而后再以天子身份，下旨特赦。
最后，除去几个为首，手上血债过重的斩首外，其余大部分主要人员，均流放台湾，下面被裹挟相随，不过多追究。
比起处置，这一事件引发的另一个讨论，就更重要了
废除奴籍
要知道，这次暴动中，参与的两千多人，绝大多数均为奴籍，那些织工每攻破地主府邸，便撕毁焚烧身契，从而引得更多奴仆参与。
想要彻底杜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，就必须将矛头，指向这个大明朝的重要顽疾之一。
资本主义的经济，应该匹配资本主义的法律和道德原则
这种极其反动的人身依附关系，不仅是在走向近代化的国家中，即使是在古代，都是相当可耻的。（宋代最为值得骄傲的一件事，就是通过上百年的逐步改革，基本废除了私人奴隶制度和人口买卖，普及了雇佣制度，很可惜，这一进步成果在元代被废止，并在明清被延续，宋代被后世誉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巅峰，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，很有意思，在宋代，打官司的流程和现代有许多相似。）
立法
当以天子恩旨的方式，解决了近三千人的松江府奴变问题
朱由榔向内阁宰辅们，第一次抛出了关于改革户籍制度的问题
在封建时代，阶级差距没有像后世的资本主义社会那样，用明面上的“平等”掩盖，而是裸的暴露在人际关系的表层，甚至写入法律。
良贱不平等，是一条巨大的鸿沟，一方面束缚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，无法作为自主的社会劳动成员，投入社会生产当中，另一方面也是严重践踏人文原则的。
但朱由榔知道，想要对这一点动刀，其所面临的阻力，恐怕比之前什么摊丁入亩，士绅一体纳粮，清查隐田更要大。
即使是清朝，在雍正废除奴籍以后，其实也并没有对此作出太多改善，奴仆关系依然事实存在，在社会生活中，原本的奴籍百姓一样无法和良籍百姓获得法权上的平等。
尤其是在江南地区
很多大地主，都是事实上的大奴隶主，江西、浙江、南直之地，但凡拥田阡陌者，一般家中奴仆不下数千。
其中倒也并非完全是来源奴籍，更重要的原因，还是从万历以后，随着粮食减产，以及官府摊派越来越重，大量自耕农破产，只能卖身为奴。
尤其是许多地主，为了更好的控制佃农和逃税，胁迫或者诱使对方签署卖身的奴籍身契。
一旦将这些人解放出来，对于这些地主而言，他们无法再合法的控制这些劳动力，想要继续租佃，就不得不提高价码，才留得住人。
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上，从文化和社会风气而言，想要扭转奴籍百姓的卑微地位，也是个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。
而人身依附关系的解放，又无法避免的会触及封建宗法统治的核心价值。
良贱可以平等，那么贵族和黎庶，宗室和百姓，地主和佃农，嫡嗣和庶孽，依附在金字塔最低端之上的整个大厦，都会被动摇。
如果连社会最底层的贱籍，青楼里的卖身的窑姐，端茶送水的龟公，吹拉弹唱的戏子，任凭打骂的丫鬟，看门护院的家奴，形如牛马的仆工，他们都可以获得和所有人一样的法权。
在国家的强力介入下，粉碎的，又何尝只是主人们作威作福的权力？
在这个家法大于国法的年代，地方主官，以“少讼”为荣，如江西等地，由于百姓识字率高，动辄喜欢打官司，就被官员们冠以“讼民”、“刁民”之称。
主家处置奴仆，属于家法范畴，甚至，在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们看来，最好的社会形态，就是所有纠纷都由宗族解决，啥都不要捅到官府这来。
地方乡老、族长，成为了事实上的“黄四郎”，任你什么县官老爷，都得礼让三分。
而现在，朱由榔却要朝廷站出来
大声的否决
“不，这不是你家的家事，这是国事！”
两百多年后，一名湖南教员在自己家乡的调研报告中这样写道
中国的农民，普遍要受三种压迫，即“寺观、宗教的神权压迫；祠堂宗族的族权压迫；地主劣绅的经济压迫，如果是女性，还要再加上一层夫权压迫。”
资本经济还在萌芽之际，朱由榔现在还没有本事，向最核心的地主阶级的绝对统治开刀，那便只能先向依附于其上的两层，加以打击和削弱。
这样的改革并不彻底，撑死也就是“明治维新”式的变革，远远称不上革命。
但没办法，朱由榔本人的权力，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地主阶级，或者说地主阶级中，较为进步的集团，早期的资产阶级，本质上也是“进步的地主”，刀子是没法割自己的。
至于彻底的“敢教日月换新天”，那便只能留待后人了。
反正他已经做了可以做的一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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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木谷